楊絳:但凡沉得住氣,總會迎來柳暗花明

佩珊 2022/07/13 檢舉 我要評論

表妹在一所名牌大學讀研后,順利進入一家國字號集團,開啟職場生涯,如今已有兩年。

每次見面,她總會訴說對公司人事方面的不適應,總會抱怨職場沒有校園單純……

我笑了,人的本性,總是習慣于呆在舒適區內,但生活就是這樣,總得朝前走,向上成長。

再說,有人的地方,就有江湖;即使留在高校,人事繁雜,也是規避不了。

就說我們熟悉的楊絳先生,當年在四十不惑的年紀,不照樣遭遇職場危機嗎?

楊絳,1911年出生,東吳大學本科畢業,接著考入清華讀研究生,后與夫君錢鍾書一同留學英法。

1949年夏,楊絳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,從上海到達清華,開始在北京工作。

1952年,全國高校「院系調整」,楊絳夫婦都調任文學研究所(簡稱文研所)外文組的研究員。

楊絳說,當時我在清華上課時,已設法少講文學而注意語法。而細講語法,學生感興趣。

其實,她還有一句含在嘴里未說,那是在一次學校大會上,有一不認識的女生上台控訴她的「罪行」,說她上課「只講談戀愛」等等。

即便身上有一百張嘴,都無法解釋這種斷章取義,不提也罷。

最后,楊絳「身價倍增」,直接上了《人民日報》,被點名批評。

想想看,那時清華的老師們,經歷了各種運動,誰都怕教書。

楊絳,也暗生欣喜。能夠逃脫所謂的「控訴」,轉而研究文學,不知有多少人羨慕她呢。

可是沒想到,楊絳自從進入文研所,到改屬社科院,二十五年間,從頭到尾,始終都是一個零。這職場生涯,真夠憋屈滴。

1953年2月22日,文研所成立,周揚、茅盾、曾昭掄等相關部門領導到會賀辭。

會后就餐,一共三桌,楊絳作為文研所成員,負責招待第三桌北大、清華的教授們。

沒想到,當她經過第一桌時,周揚向她點頭,并拍拍身邊的空位,招她坐下。

當時的周揚,是主管國內文化戰線的「文藝沙皇」,大權在握。楊絳覺得不理,也是無禮,于是側身暫坐。

其實,這個空位是文研所所長鄭振鐸的位置,當時的他,正在致辭。

周揚以關切的態度,詢問楊絳目前的工作。

楊絳作答,其實她的內心一直想找個借口抽身。畢竟,這是主桌,作為職責在身的她,負責主持的可是第三桌。

這時,在第二桌的副所長何其芳(詩人,記得在中學課本里,還有他的詩作《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》)說:

「這邊桌上,還缺一人!」楊絳明白,這是何所長在喚她趕快歸位呢。

說時遲,那時快,本在主桌的一位同事,見楊絳與周揚談話,便去了第三桌占據她的位置。

想必那位同事也是善解人意,一個蘿卜一個坑,畢竟鄭所長致辭后,要回到主桌的。

這下,楊絳尷尬透了,只得坐在周楊與鄭所長之間……

在文研所,雖說鄭振鐸是正所長,但他身兼多項職務。實際上,他只是個掛名。

所里的大小事情,從機構設置,人員調配,工資定級,均由副所長何其芳一手掌握。

后來的楊絳,自嘲道:「我一入所,就犯了一個說不明白的錯誤,成了一個媚首長的資產階級女性!」

都說,萬事開頭難。第一天吃飯,楊絳的所作所為,就得罪了副所長。

當時的狀況,「資產階級」,可是貶義詞;再加上「諂媚」二字,情何以堪?字字誅心。

這不,會后的第二天,周揚接見文研所的部分研究員,唯獨沒有楊絳。(錢鍾書當天已進城,開始英譯毛選工作)

她是之后讀到《簡報》后,才得知的。何所長為昨天入席的事,頗為不快。

領導生氣了,事情很嚴重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,不入領導法眼的人,自然大家都會避而遠之。

別提什麼高知單位,楊絳遇到的實情就這樣。

外文組內,又分若干小組,沒有一個小組肯接納楊絳。

楊絳是所內唯一的「正研」(正研究員),好幾位女副所長都是「副研」,但什麼都沒她的份。

楊絳猜測,大概她不是黨員的緣故,是領導目中的「外人」。

1953年9月,第二次全國文代會,文研所的研究員均為大會代表,唯獨楊絳夫婦不是。

外文組集體編寫《西洋文學史》,不參與者,僅楊絳一人。

種種的不公境遇,擱一般人,怎麼總得找領導說叨說叨,憑什麼我是正研究員,對我置之不理,視而不見?

但楊絳很能沉住氣,不讓參加就不參加,乖乖地不聞也不問。她只爭取加入現代組,因為要讀新出的書。

副組長敷衍她,讓她讀后做個報告。一兩次后,楊絳就不做了,讓我讀書就行,別無所求。

自此,楊絳披上「隱身衣」,不爭不搶是她的保護色,努力上進是她的真性格。

1954年,楊絳翻譯完成47萬字的《吉爾.布拉斯》,并在《世界文學》分期刊出,獲得主編陳冰夷在年終大會上的表揚。

不會忘記,楊絳做注釋時,特別認真。甚至曾為一個注,將希波克拉底的《古醫學》全書讀完,只為內容的詳盡。

至此,楊絳以自己獨有的方式發熱發光。

既然別人看不起我,我就要更加地珍惜自己。

她很清楚,自己要什麼,該如何走自己的路。

在她與世無爭的背后,是別人看不到的忍耐與堅持。

不提委屈,不說苦楚,只為沉得住氣,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文研所的同事中,看不起楊絳的人,也認為她的譯文好,覺得她有一技之長。

因此,楊絳又得到翻譯《堂吉訶德》的工作。

重譯《堂吉訶德》,這是楊絳很想翻譯的書。

楊絳買到的《堂吉訶德》原文,上下集共八冊。

1966年文化大革命,她翻譯到第七冊,譯稿被紅衛兵沒收了,直到1970年6月才發還。

稿子發還后,楊絳覺得好像一口氣斷了,接續不下,又從頭譯起。

翻譯工作是沒有彈性的,好比小工鋪路,一小時鋪多少平方公尺,欠一小時就欠多少平方公尺——除非胡亂塞責,那是另一回事。如果精神好,楊絳就超額多干;如果工作順利,就是說,原文不太艱難,她也超額多干。

超額的成果,楊絳留作「私蓄」,有虧欠可以彌補。

攢些「私蓄」很吃力,四五天攢下的,開一個無聊的會就耗盡了。

所以楊絳才能在早作晚息攢「私蓄」,要求工作按計劃完成。

便在運動[高·潮],工作停頓的時候,她還偷工夫一點一滴的攢。

《堂吉訶德》的譯稿,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積聚而成。

1976年底全稿譯畢。《堂吉訶德》未經西語編輯審閱,只楊絳自己校了四遍清樣,于1978年3月出版。

《堂吉訶德》,前前后后竟經歷了整二十年時間!

而楊絳翻譯的《堂吉訶德》,直至目前還是最好的版本。

沉穩淡然的性格,特有的專注與執著,在時間面前,楊絳用自己的實力為自己發聲。

1953年,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,到1977年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,二十多年,楊絳始終把自己看作是零。

雖然是零,楊絳很自得其樂,因為她可以悠閑地觀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內心,這樣就能更深入、更真切地體味到人的本性。

是的,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較,只要把握住自己的節奏,按照自己生命的韻律前行,最終達到他人無法企及的高度。

《論語》有云,無欲速,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,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

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,我們從楊絳先生的經歷中,可以看到,但凡沉得住氣的人,總會迎來柳暗花明;

但凡沉得住氣的人,其實都是大智慧。以此共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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